（一）从14日早开始第一班列车以后，列车运行正常化；
（二）解除北平戒严；
（三）释放逮捕的日本人；
（四）严禁与日军磨擦。
在做出这一系列妥协姿态后，宋哲元明白不向南京交待不行，遂电告南京国民政府，一方面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，一方面婉拒中央派援军，请暂缓派军北上，以免刺激日人，影响与日本驻屯军的交涉。
当吉星团对进攻卢沟桥的日军奋起抵抗后，全国人心激奋，纷纷致电嘉勉和汇款慰问。
宋哲元到天津后，为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，于7月15日竟致电上海各界救亡团体谢绝对29军的慰劳，说：“遇此类小冲突，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，各方盛意虽甚殷感，捐款则不敢受。”
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，29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接到吉星文团和日军在卢沟桥发生冲突，冯治安第37师110旅旅长何基淬要率全旅投入战斗消灭这股日军的报告后，即在电话中对旅长何基沣申斥道：“打起来对共产党有利，遂了他们借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，对国民党有利，借抗日消灭杂牌。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抗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蛋了。”
最后指挥官宋哲元为军阀固有的私利所惑，导致了他抗战决心的摇摆不定，他的三心二意，又影响了手下的张自忠、冯志安、秦德纯等高级将领。
当时，驻扎天津的38师师长张自忠打电话给驻北平的秦德纯、冯治安等29军决策人物，坦白地表示不同意对日抗战。
此后，冀察政权就由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在汉j齐燮元、陈觉生的陪同下，与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代表桥本群进行谈判。
日军透过29军高级将领的种种活动，似乎已窥透了中国军的底牌。
为迫使29军就范，香月清司于19日22时发表声明：“从20日午夜以后，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。”
这样，张自忠、，张允荣奉宋哲元命令，于19日23时签订了实施停战协定的秘密条款，使7月11日签定的墨迹未干的条款更进一步。
其内容为：为实现7月11日签定中的第三项，约定实行下列各项：
（一）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。
（二）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，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。
（三）在冀察范围内，如其他各方面的设置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。
（四）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、cc团等排日团体。
（五）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，以及学生、群众的排日运动。
（六）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、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。
又，撤去在北平城内的37师，由冀察方面负责实行之。
20日5时，宋哲元根据上述屈辱条款，发布了如下命令：
一、在北平附近的37师自今20日开始在西苑集结，应于明（21）日集结完了；
二、为了对上述集结进行警戒，置石友三部队一部干八宝山附近，待37师集结完了后翌（22）日撤退。
当日下午3时，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访问宋哲元，商定“37师撤退保定附近，由赵登禹部队接防”。
宋哲元等为保持地盘最终完全答应了日军提出的丧权辱国的条件。
7月22日，刚由庐山返回南京主持抗战的蒋介石收到宋哲元报来的电文。
当蒋得知宋哲元绕过南京中央，单独与日军签订和约的消息时，不禁拍案怒骂道：“娘希匹，不成体统！我已再三声明倭寇不重信义，宋明轩仍一意孤行，大兵压境之际不思备战，撤除北平城防不说，还与日本人签了和约，谁给他的这个权力？！”
蒋介石确实冒火。自事变爆发后，他已连电华北，表明了中央将倾力抗战的决心，并多次提醒华北方面的29军勿对日军抱有幻想。
尤其是16日后，日军大批部队频繁调动，并于12日派遣香月清司就任华北日军司令官，替代了患病的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，蒋介石更是认定了大战随时都将爆发，因而几乎天天电示华北，并以过去数次日军毁约为例，告诉宋哲元别太相信日军，还是小心提防为妙。可到头来，宋哲元自作聪明，还是背着他与日本人签了和约。
“告诉宋明轩，”蒋介石对跟随他多年的“文胆”陈布雷吩咐道，“撤除北平城防是十分危险的，也是错误的，马上要改正过来。另外对日本人，要刻刻严防，步步留神，勿为所算。另外通知他们把协议签定的经过迅速报上来。”
说完，蒋踱到窗前，沉吟片刻，补充道：“告诉王外长，再发个声明，凡地方未得中央许可所签之协议，一概无效。”
送走陈布雷，蒋介石心情仍旧烦乱。
过去两年，宋哲元奉他之命与日本人虚意周旋，每次对日本人让步也是他默许的，可时至今日局势大变，宋哲元却再三抗命，步步后退，与中央背道而驰，如此下去，何以维持中央政策之一致，何以面对国人和西方诸强？！他感到这次再凭电文恐怕仍难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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